第320章 谋国之士和能臣
朱升凭藉个人声望,劝说歙县守將福童献城投降,汉军便在徽州路站稳了脚跟。
但歙县处於徽州路东部,该路剩余的一州两县皆在山区內,都不好攻打。
胡大海站在原徽州路达鲁花赤府衙內,看著的徽州及周边地区舆图,浓眉紧锁。
他的目光越过已然纳入汉国版图的休寧、歙县,投向西面的饶州路,要取饶州,必先拔除其嵌入徽州西南腹地的一颗钉子,亦是徽州路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婺源州。
婺源州虽然在行政上隶属徽州路,但从山川形便上看,反而更靠近西面的饶州路和东南面的衢州路,类似於汉军此前刚拿下的庐州路英山县。
此地距离歙县有两百多里,沿途山峦重叠,且无水路相连,这种复杂的地理条件,使得经歙县攻打婺源州的后勤补给难度极大,后勤补给线將漫长而脆弱。
敌军若是兵力充足,有敢战之將,甚至不需要与汉军正面决战,只需派出小股精锐,不断袭扰其粮道,便能令汉军不战自溃。
胡大海经验丰富,综合各方情报,就得初了短时间內难以攻下婺源州的判断,便果断改变策略,准备再次分兵,其的战略构想大致如此:
其一,由他亲自坐镇歙县安抚百姓,整顿降卒,转运粮草,稳固后方,作为全军策应的核心。
其二,遣部將费聚率五千偏师,经休寧县继续向西,攻取黟县和祁门县。这两县虽然也在山区中,但兵力薄弱,取下后可巩固歙县侧翼,並窥视饶州路(两地无官道相连,只能走小股精锐)。
其三,遣部將陈通率三千偏师为前哨,向西南婺源方向逐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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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清沿途障碍,拔除元军据点、山寨,於险要处构筑兵站、烽,为日后主力进攻婺源铺平道路,积小胜为大势。
其四,命大將毛贵率拔山右卫主力,顺新安江东下,直扑建德路境內的淳安县。
东线,徐达所部久攻建德路治所建德县不下,战事早已陷入胶著。毛贵率部东进,若能攻克淳安,便可与徐达所部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迫使建德县元军分兵,从而打破东线僵局。
而更深层的战略意图在於:
汉军一旦掌控了淳安、建德两城,便彻底打通了由杭州府经钱塘江、浙江(又称富春江)、新安江(此三江实为一条水道的上下游)直入徽州腹地的“三江”水运补给线!
水运之利,远非陆路可比。
届时,来自杭州府转运的粮秣、军械、兵员,可凭藉舟船之便,源源不断溯江而上,直抵徽州路境內。其运输量之大,损耗之小,远非翻山越岭、依靠骡马民夫的陆路转运所能企及。
这將是支撑汉军未来西取饶州,乃至南下图谋的命脉所在。
儘管从歙县、休寧等城府库中查抄的存粮,尚可支撑现有大军消耗月余时间,但胡大海深知,战爭不仅是实力的比拼,更是后勤的较量。
未雨绸繆,为下一阶段的战略攻势准备好一条更稳定、更高效的补给线线,是身为方面主將的职责所在。
其人命毛贵率部东击淳安,表面上是策应徐达,实则是为本部人马,也为整个汉国的下一步扩张,解决最关键的后勤问题。
如此重大的战略转向与分兵行动,胡大海不敢有丝毫专断。
定下新作战方略后,他便以六百里加急,將休寧、歙县两县战报、新作战计划,连同朱升劝降歙县守將立功之事,一併详细呈报江寧,恭请汉王裁决。
江寧,汉王宫。
偏殿內烛火通明,石山仔细阅读著胡大海的奏报。当看到“朱升”二字时,他的目光微微一顿,流露出些许复杂难明之色。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石山的指尖无意识地在御案上轻轻敲击,脑海中浮现出原歷史位面的故事。
朱升进献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条计策,完美契合了朱元璋作为起义后发者的战略需要,奠定了王业之基,被其奉为圭桌,在后世甚至一度传为堪比“隆中对”的战略谋划。
正因如此,在得知此位面的朱升就在徽州路后,石山就命情报科详细搜集此人的信息。
然而,反馈回来的情报却让他有些意外。
朱升学识渊博,於经学、刑律、乃至风水堪舆皆有造诣,在士林中声望颇著,但具体到庶务政绩,却几乎是一片空白,仅在池州路做了不到三年的学正,更像是一位传统的学问大家。
这一点,与石山印象中那位洞察天下大势的顶级谋士相去甚远。
不过,这並不重要。
朱升对於原歷史位面的朱元璋不可或缺,对石山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才而已。
他虽然也是后发,却凭藉正面击败了蒙元“百万大军”的战绩,根基已固,声望正隆,走的是堂堂正正的王霸之道,现在最需要的是能处理繁杂政务,推进各项改革的实干之才。
不像朱元璋那般根基浅薄,迫切需要藉助士绅名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因此,石山並未急於徵辟,只命胡大海等人稍加留意。
但朱升既然已经主动出面,劝降了款县守將,凭藉其在士林的影响力和这份“投名状”,石山便不能再视若无睹。
於公,其功当赏,可安徽州路士民之心,示天下以汉王重贤之名;
於私,石山內心深处对这位在原歷史位面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终究存有几分好奇与期待。
“取笔墨来。”
石山铺开桑皮纸,提笔蘸墨,略一思忖,便以沉稳而恳切的笔触写下徵辟之信。
信中,他讚扬了朱升深明大义、保全黎庶之功,肯定了其学问声望,正式邀请其赴江寧,“以备諮询,共商国是”。
石山没有使用过分谦卑的辞藻,如今的汉王有这个底气。
一纸亲笔信,代表的已是极高的礼遇,对於功名心尚未冷却的士人而言,这已经足够。
这便是声望高名声好的好处,很多原歷史位面不出仕,或者必须势力领袖亲自登门才能请出的“大才”,石山现在只需亲笔书信一封就能请到。
而对於胡大海的新作战计划,石山在仔细推敲后,硃批了两个字:“准奏。”
就在信使带著石山的亲笔信南下徽州的同时,另一名他真正寄予厚望的干才,已奉调抵达了江寧城。
这一日,汉王宫偏殿。春日的阳光透过雕花木窗,在光洁的金砖地面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光影。殿內陈设简朴,却自有一股森严肃穆之气。
“臣,句容县令陈敬,叩见王上!”
声音洪亮,带著一丝难以抑制的激动与敬畏。
殿中,一名身著六品文官常服,身形微胖的中年官员,正一丝不苟地行著大礼。他便是陈敬,生於蒙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今年五十一岁。
石山端坐於御案之后,並没有立即叫起陈敬,此人顶著各方压力,硬是完成了田亩清丈,並在此基础上,使得县库税收大增,在去年吏部考功中得了“上上”评语的能吏?
观其形貌,麵皮白净,身形富態,更像是个养尊处优的乡绅,唯有一双微微抬起、看向地面的眼睛里,透著一股子久经歷练的精明与不易察觉的韧劲。
“敬夫(陈敬表字)请起。”
石山的声音平和,却蕴含著不容置疑的威严。
“赐座!”
“谢王上隆恩!”
陈敬再拜起身,小心翼翼地在內侍搬来的绣墩上坐了半个屁股,腰杆挺得笔直,心神紧绷。
其人此番入江寧,並不是述职,而是收到吏部的正式调令,且已经办理了交接手续,句容清丈,是汉王推行新政,整顿財税的试金石,自己作为执行这块石头的县令,是因此简在王心,平步青云。还是因触及利益过深而被当作弃子,或许就在今日这番奏对之间。
“你在句容县兴修水利,安抚流民,清理田亩,大增赋税,去岁考绩为“上上”。”
石山不喜虚套,开门见山地道:“如今地方官皆言治政维艰,加赋尤难,敬夫有何诀窍,竟能在刚经战乱后做得如此政绩?”
陈敬来前的路上,就已经已將应对之词在心中反覆揣摩了无数遍。此刻闻言,他並未立即表功,而是略作沉吟,方谨慎答道:“回王上,臣是句容本贯人氏,蒙元时便在县中为官,於县中情弊,知之甚详。若说诀窍,实不敢当。臣只是————仗著熟悉地方情势,遇事肯较真,不怕得罪人,亦不敢辜负王上信託罢了。”
“熟悉情况,敢於较真————”
石山轻声重复了一遍这八个字,隨即发出一声意味悠长的嘆息:“天下事,大抵皆是如此。看似大同小异,然成事之难,正难在这熟悉情况”与“敢於较真”八个字之上!敬夫过谦了。”
石山这声感嘆,並不完全是君王驭下的心术,倒有几分发自內心。
他来自信息爆炸的后世,深知“实事求是”与“执行力”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很稀缺的品质。陈敬能做到这一点,已远超无数夸夸其谈,遇事推諉的庸碌之辈。
再度肯定了陈敬的政绩后,石山话锋一转,目光变得深邃,声音也低沉了几分,如同在殿內投下一块巨石,激盪起无形的涟漪:“孤近日夜读史书,纵观歷代兴替,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循环。
大多王朝,其兴源於能切实编户齐民,有效使用民力,故能开疆拓土,国势日隆;而其亡则往往败於土地兼併盛行,税基人口锐减,导致国力衰竭,內忧外患並起,最终轰然崩塌。”
陈敬出身大族富户,年少时也曾读过不少书,但最终靠“纳粟补官”,经史学问算不得精深。
此刻,骤然听到汉王以如此宏大而深刻的视角,直指歷代王朝兴衰的根本癥结,顿时觉得一股无形的沉重压力笼罩全身,头皮阵阵发麻。
陈敬下意识地屏住呼吸,將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耳朵上,身体前倾,唯恐漏掉一字。
额角,也在不经意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却不敢伸手去擦。
石山並没有期待陈敬能给出什么惊世骇俗的策论,他更像是在陈述一个自己观察並认定的歷史规律,並藉此引出接下来的话题,也是对陈敬更深层次的考校。
“歷朝歷代亦不乏有识之士,看到此弊。或力行清丈,试图釐清田亩;或严查隱户,意图扩大税基。然则,成功者寥寥无几。纵有一时一地之成效,亦难推行於全国,最终人亡政息。
敬夫,你既亲自主持过一县清丈,深知其中艰难,此中关窍,究竟何在?”
来了!
陈敬心中猛地一紧,心臟几乎要跳出胸腔。这才是今日真正的考题,直指那最敏感、
最要害之处!
他感觉自己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
清丈一县田亩,他就已经饱尝地方豪强、胥吏、乃至同僚的明枪暗箭、软磨硬抗,若非汉王鼎力支持,新政雷厉风行,他绝难成功。
若要將此法推行一府、一路,乃至全国————那將面对何等恐怖的惊涛骇浪?
他陈敬虽有青史留名之志,却也深知自家有几斤几两,绝非那种能“虽千万人吾往矣”,不计身后名的孤臣孽子。那需要的不只是勇气,更是近乎疯狂的理想与不计代价的决心。
殿內静得可怕,只有铜壶滴漏规律的“嘀嗒”声,敲击在陈敬的心头,每一响都如同鼓槌擂在他的神经上。
他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斟酌著词句,生怕一言不慎,便前功尽弃,甚至为自己和家族招来祸端。
“以————以臣在句容的些许体悟,妄加揣测天听,”
他的声音带著一丝不易察觉的乾涩与颤抖,道:“清丈田亩、清查隱户之难,或许並不全然在於推行者个人能力之高下、决心之大小,而在於其所属之朝廷,是否尚有足够的力量,能將此政令,真正推行下去,並能持久维持其效果。”
陈敬回想起在蒙元治下,自己初得官职,空有清丈之念,却因上官掣肘、同僚推諉、
胥吏欺瞒、豪强抵制而寸步难行的窘境。
直到汉军拿下应天府,新朝初立,锐意进取,法令森严,自己才得以借这雷霆万钧之势,一举而成事。想到这里,他心中稍定,言语也流畅了些,带著切身的体会:“王朝若已至土地大规模兼併、隱户遍地的地步,往往意味著朝廷对地方的掌控已然鬆弛,权柄下移,豪强坐大,政令不出皇宫。
在此种形势下,无论隱田还是隱户,其背后的势力早已盘根错节,与地方官吏利益交织,朝廷自身已是力有不逮,甚至投鼠忌器,如何还能清理得动?
“说得好!”
石山眼中闪过一丝讚许。陈敬私心重,缺乏破釜沉舟,一往无前的改革家气魄,有些可惜。但这番对“执行力”与“国家能力”关係的认知,却是切中要害的务实之论,源於实践,而非空谈。
这样的人,能用,而且只要放在合適的位置,给予明確的支持,会是非常好用的实干之才。
“待孤他日扫平群雄,一统天下之后,定要首先著力,强力清查这隱田、隱户之弊!
“”
石山的声音斩钉截铁,表明了他不可动摇的决心。隨即又將目光拉回现实,语气转为探討:“只是,此事推行极难,反弹却易。而地方能够隱匿田亩人口,多是官绅勾结,胥吏欺瞒。敬夫在句容成功破局,对此顽疾,可有具体应对之良策?”
见石山不再谈论那令人窒息的“天下大政”,与自身难以承受的“歷史重任”,而是聚焦於具体的技术层面和制度设计,陈敬紧绷的神经终於鬆弛了几分,偷偷吁出一口浊气。
他略一思索,整理了一下思路,恭敬答道:“良策不敢当。臣之先祖曾在前朝为吏,略知彼时经界”旧制。其法,乃是由官府组织人手,实地丈量田亩,绘製田块图形,详录其形状、大小、四至,因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
同时,登记业主姓名、丁口、田土等级、应纳税额,编制结甲册”(以保甲为单位,互相担保)、户產簿”(以户为单位,详列资產)。
此三者互为印证,追根溯源,可在相当程度上,防止民户投献、诡寄,逃避税赋。”
陈敬一边说,一边小心观察著石山的反应,见汉王身体微微前倾,手指无意识地在案几上轻叩,眼神专注,显然听得极感兴趣,顿时勇气倍增,將自己的设想和盘托出:“但前朝此法多限於各州各县自行其是,丈量標准不一,绘图形制各异,且档案分散於各地,易被篡改、毁损或蒙尘,仍给宵小留下了操纵的空间。
臣斗胆设想,若我大汉能推广此法於全国,並设立专门机构,统一保管、核查、更新各地呈报的结甲册”户產簿”和鱼鳞图”,定期派遣清廉干练专员赴地方覆核。
或可形成按图核地,按册收税”之制,虽不敢言根绝弊病,但必能大幅减少田亩隱匿、税赋不均之患,使朝廷能较为清晰地掌握天下田土之数!”
石山知道原歷史位面推行了鱼鳞图册的大明王朝,最终也未能阻止土地兼併的浪潮,但不能因此否认这套系统性的地籍管理制度,在此时的生產力条件下是较为先进和有效的创举。
其成败的关键,確如陈敬所言,在於国家是否拥有持续推行、维护和更新这套制度的强大强制力、执行力与財政支撑。
任何宏大的战略构想,最终都需要落实到这般具体而微的制度建设与技术细节上。
“善!此议甚合孤意。”
石山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目光炯炯地看著陈敬,道:“这结甲册”户產簿”鱼鳞图”三者具体如何编制,其间有何关窍,你且细细道来!”
殿外的阳光愈发炽烈,將汉王宫的琉璃瓦映照得一片辉煌,恍若流淌的金色火焰。
殿內,关於未来帝国財政基石与治理根基的探討,正深入而细致地展开。
陈敬渐渐忘记了紧张,投入到对自己熟悉的实务领域的阐述之中,而石山则不时发问,君臣之间的奏对持续了许久————
而在数百里之外,崎嶇的徽州古道上,一位骑著青驴、身著洗旧儒袍的老者,正不疾不徐地向著江寧方向而行。
ps:歷史上,很难说是朱升所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帮朱元璋贏得了天下;还是创造出“首倡必遣,殿兴有福”理论的朱元璋,更需要这一战略为自己的合法性背书。
但有一点很明確:朱升在大明的最终官职是翰林学士,虽说此职有“后备宰相”之说,却只有正五品,而朱升得授此职时已经七十岁高龄,自然不可能作为宰相培养。
一年后,其人告老还乡,又一年后,因病辞世。
相对於“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的歷史定位,朱元璋对朱升的任用,显然谈不上重用,甚至谈不上重视。
另外,朱升劝降福童出自《明史》,百度百科也採用了这一事跡,多半是后人杜撰。
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元史》和《明太祖实录》等史料中均无相关记载,福童此人也未见於以上史料。二是朱升投效石山也不在款县易手时,甚至朱元璋当时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直到一年后,朱元璋亲率大军攻打婺源州,由邓愈举荐,才得知朱升的存在,这才登门请其出山,並有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战略。
而这一年,已是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
本书引用朱升劝降款县的故事,主要是此人名头太响,不出场书友恐怕有疑问,出场后若无重大剧情又显得太敷衍,更重要的是《明史》中的这段记载比小说更像小说,不用有点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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