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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时代的国家治理，需要的是无为的精神。
无为不代表不做事，无为代表的是遵守规则、按照规则做事，而不超脱于规则之外。
一个国家的运转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财政，封建王朝的崩塌往往是财政的崩溃和不可持续，只要财政不崩溃，封建王朝多少都能继续苟。
但是如果财政出了问题，那就会快速死去，一点其他的可能性都没有。
满清后期已经内忧外患到了那个地步，但因为财政尚可，所以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还是维持到了新的世纪。
国家财政维持下去的一个重要的正确的方式，就是进行财政预算审批和对这个审批的尊重与坚决执行。
一个国家的崩溃往往就是从财政超支开始的。
一个本来在预算中只需要花五百贯钱和一年时间的工程，到最后落实却要花一千贯甚至一千五百贯，花了三年才能完成，问题就很大了。
如果要是再过三年，这个工程崩塌了，坏掉了，那么问题就更大了。
财政预算制度的不被尊重和崩溃，也就意味着吏治的崩塌，更进一步意味着统治秩序的被破坏。
没有哪一个统治者能够忍受统治秩序的被破坏，除非脑子有问题，被洗脑了。
无为而治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官僚阶层的按部就班，是他们遵守规则，不节外生枝，按照中央布置下来的工作计划完成工作，不追求其他的东西，循规蹈矩。
有人说这是没有活力的体现，是一潭死水。
但是如果不朝着这样的方向去控制，留给地方民众的绝不会是活水，而是沸水。
官僚们如果没有这层限制，不去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他们那过于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就会把地方上的活水给烧开，大家一起洗沸水澡。
官僚的主观能动性来自于升迁，升迁需要政绩，政绩体现在方方面面上，看起来，的确是在造福一方民众。
但问题在于，他们搞的这些政绩工程，真的能对民众的生活有什么好处吗？
如果一个地方的前任官员已经把政绩做到位了，一个地方已经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了，那么新任官员到任之后发现自己已经没有折腾的空间了，但是他又想升迁，他该怎么做？
很简单，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大明县官一任四年，州府级官员一任五年，到期了之后是要转移走的，这就使得他们只要管好自己的四五年就可以了，时间一到拍拍屁股走人，谁管你之后会发生什么？
新任官员望着前任留下的一地鸡毛直骂娘，满心怨气，又能指望他为地方做什么好事吗？
无非是寅吃卯粮，强行续一波罢了。
官僚实际上是没有责任心的，他们心里只有他们自己，为了升迁，他们什么都能做。
苏咏霖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官僚们的责任心和良心上，哪怕他们曾经跟随自己为了民众的福祉而奋斗。
所以他决定要给地方上的这些长时间生活在有为状态下的官员们加上一道枷锁，给地方上建设一个安全阀门，逼着他们从有为状态向无为状态转变。
最核心的处置措施就是限制行省、州府等地方官员的财政处置权，使大明财政在中央有预算计划之外，在地方上也设立新的预算制度，贯彻到底，规规矩矩，按照计划办事。
理想状态是一件事情规定多长时间做完，就多长时间做完。
规定多少人手，就多少人手。
规定多少支出，就多少支出。
一件事情的工程期横跨两任或者三任官员的任期也无所谓，接力办好，按部就班，不需要提前，也不允许延后。
苏咏霖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按照规定计划办事，不需要提前，也不允许延后，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习惯了之后，也是真正的好事。
这可以有效的反内卷。
苏咏霖决定成为新时代的反内卷大师。
官僚为了自己的政绩，总会想要多快好省的完成任务，这种心理传达到了下级那边，下级为了讨好上级和自己的利益，就会逼着基层办事人员更加多快好省的完成任务。
最后大家比赛着谁比谁快，谁比谁更好更省，把基层办事人员折磨的苦不堪言，好好的一件事情最后卷成麻花，所有人一起受苦。
一旦有人因为这种事情获得奖励、得到褒奖，就会快速带动一大片的官僚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反正九九六零零七的也不是他们，就算装个样子偶尔九九六零零七，他们所得到的也是真正付出的劳动者的数十倍乃至数百倍，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值得的，甚至是超值。
但是这种行为会让社会劳动环境急剧恶化，贫富差距急剧加大，是不为苏咏霖所容忍的。
无为社会是对民众最好的社会，为无为社会打造一个临时性质的有为状态，是民众和国家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所以苏咏霖无论如何都要引导民众的力量把官僚给压制住，不给官僚左右腾挪的空间，即使他死了以后，这样的压制也能持续下去。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新规成为习惯。
第一代官僚无法习惯，那么第二代，第三代，就会视之为自然状态。
苏咏霖到底也不敢保证这样的效果能维持多久，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要为此而努力。
“他们有他们的拖延法，我们也有我们的促进计，这件事情是既定事实，他们无论怎么阻止，怎么阳奉阴违，都不能改变既定事实！”
苏咏霖的决心不可动摇，而众所周知，在大明国，只要苏咏霖真正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做到的。
执行委员会以全体名义给河北、山东和关中三大行省的行省官府下了斥责令，要求他们尽一切所能协助工作组办理此事。
年终考核中如果没有民众代表大会议事厅这一项目的成功，他们的年终考核成绩就很难在中都这里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明年对于三行省的财政预算审批项目也会大大缩减，省下来的属于三行省的多余税收将会注入其他行省和大航海项目中，助力其他更有能力的行省和部门来办事。
理由很简单。
建立地方民众代表会议制度那么一件小事你们都做不好，中央对你们的办事能力很是担忧啊！
无为不代表不做事，无为代表的是遵守规则、按照规则做事，而不超脱于规则之外。
一个国家的运转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财政，封建王朝的崩塌往往是财政的崩溃和不可持续，只要财政不崩溃，封建王朝多少都能继续苟。
但是如果财政出了问题，那就会快速死去，一点其他的可能性都没有。
满清后期已经内忧外患到了那个地步，但因为财政尚可，所以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还是维持到了新的世纪。
国家财政维持下去的一个重要的正确的方式，就是进行财政预算审批和对这个审批的尊重与坚决执行。
一个国家的崩溃往往就是从财政超支开始的。
一个本来在预算中只需要花五百贯钱和一年时间的工程，到最后落实却要花一千贯甚至一千五百贯，花了三年才能完成，问题就很大了。
如果要是再过三年，这个工程崩塌了，坏掉了，那么问题就更大了。
财政预算制度的不被尊重和崩溃，也就意味着吏治的崩塌，更进一步意味着统治秩序的被破坏。
没有哪一个统治者能够忍受统治秩序的被破坏，除非脑子有问题，被洗脑了。
无为而治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官僚阶层的按部就班，是他们遵守规则，不节外生枝，按照中央布置下来的工作计划完成工作，不追求其他的东西，循规蹈矩。
有人说这是没有活力的体现，是一潭死水。
但是如果不朝着这样的方向去控制，留给地方民众的绝不会是活水，而是沸水。
官僚们如果没有这层限制，不去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他们那过于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就会把地方上的活水给烧开，大家一起洗沸水澡。
官僚的主观能动性来自于升迁，升迁需要政绩，政绩体现在方方面面上，看起来，的确是在造福一方民众。
但问题在于，他们搞的这些政绩工程，真的能对民众的生活有什么好处吗？
如果一个地方的前任官员已经把政绩做到位了，一个地方已经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了，那么新任官员到任之后发现自己已经没有折腾的空间了，但是他又想升迁，他该怎么做？
很简单，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大明县官一任四年，州府级官员一任五年，到期了之后是要转移走的，这就使得他们只要管好自己的四五年就可以了，时间一到拍拍屁股走人，谁管你之后会发生什么？
新任官员望着前任留下的一地鸡毛直骂娘，满心怨气，又能指望他为地方做什么好事吗？
无非是寅吃卯粮，强行续一波罢了。
官僚实际上是没有责任心的，他们心里只有他们自己，为了升迁，他们什么都能做。
苏咏霖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官僚们的责任心和良心上，哪怕他们曾经跟随自己为了民众的福祉而奋斗。
所以他决定要给地方上的这些长时间生活在有为状态下的官员们加上一道枷锁，给地方上建设一个安全阀门，逼着他们从有为状态向无为状态转变。
最核心的处置措施就是限制行省、州府等地方官员的财政处置权，使大明财政在中央有预算计划之外，在地方上也设立新的预算制度，贯彻到底，规规矩矩，按照计划办事。
理想状态是一件事情规定多长时间做完，就多长时间做完。
规定多少人手，就多少人手。
规定多少支出，就多少支出。
一件事情的工程期横跨两任或者三任官员的任期也无所谓，接力办好，按部就班，不需要提前，也不允许延后。
苏咏霖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按照规定计划办事，不需要提前，也不允许延后，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习惯了之后，也是真正的好事。
这可以有效的反内卷。
苏咏霖决定成为新时代的反内卷大师。
官僚为了自己的政绩，总会想要多快好省的完成任务，这种心理传达到了下级那边，下级为了讨好上级和自己的利益，就会逼着基层办事人员更加多快好省的完成任务。
最后大家比赛着谁比谁快，谁比谁更好更省，把基层办事人员折磨的苦不堪言，好好的一件事情最后卷成麻花，所有人一起受苦。
一旦有人因为这种事情获得奖励、得到褒奖，就会快速带动一大片的官僚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反正九九六零零七的也不是他们，就算装个样子偶尔九九六零零七，他们所得到的也是真正付出的劳动者的数十倍乃至数百倍，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值得的，甚至是超值。
但是这种行为会让社会劳动环境急剧恶化，贫富差距急剧加大，是不为苏咏霖所容忍的。
无为社会是对民众最好的社会，为无为社会打造一个临时性质的有为状态，是民众和国家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所以苏咏霖无论如何都要引导民众的力量把官僚给压制住，不给官僚左右腾挪的空间，即使他死了以后，这样的压制也能持续下去。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新规成为习惯。
第一代官僚无法习惯，那么第二代，第三代，就会视之为自然状态。
苏咏霖到底也不敢保证这样的效果能维持多久，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要为此而努力。
“他们有他们的拖延法，我们也有我们的促进计，这件事情是既定事实，他们无论怎么阻止，怎么阳奉阴违，都不能改变既定事实！”
苏咏霖的决心不可动摇，而众所周知，在大明国，只要苏咏霖真正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做到的。
执行委员会以全体名义给河北、山东和关中三大行省的行省官府下了斥责令，要求他们尽一切所能协助工作组办理此事。
年终考核中如果没有民众代表大会议事厅这一项目的成功，他们的年终考核成绩就很难在中都这里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明年对于三行省的财政预算审批项目也会大大缩减，省下来的属于三行省的多余税收将会注入其他行省和大航海项目中，助力其他更有能力的行省和部门来办事。
理由很简单。
建立地方民众代表会议制度那么一件小事你们都做不好，中央对你们的办事能力很是担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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