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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咏霖端着饭碗，一边扒饭一边和民工们就他们感到烦恼的小事进行交谈。
这边说说，那边说说，不断转换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话题上，一会儿就和一伙民工打的火热。
民工们完全不木讷，他们很开朗，很有的说，有些甚至可以算作话痨，叽里呱啦讲个不停，但是讲的内容还真是有些东西。
苏咏霖和他们谈起了农业生产的事情，谈起了国家税收政策的事情，谈起了农会组织和农会干部的事情，还有集体农庄的事情。
乍一听上去这都是小事，只和他们个人产生一些联系的小事情，可真要搞起来，那绝对是大事。
就比如集体农庄的事情。
集体农庄目前还不是一个全国性质的政策。
最开始，集体农庄只在燕云地区的中都周边划定试验区，搞集体农庄的试验，规定试验期是三年，看看结果如何。
后来因为黄河工程区出现了农业用劳动力和工程用劳动力之间的矛盾，且农会组织无法解决，苏咏霖就决定在黄河工程用工地区也实行集体农庄政策。
大家的土地一盘棋，一帮人外出做工，一帮人下地，改变原先的小农生产模式为集体生产模式，农庄会组织劳动力按计划统一耕种每一户人家的土地。
轮到分配的时候，就根据一套比较复杂的计算方式，大家按照所得工分分配农业生产所得，公开公平公正，童叟无欺。
一开始对于这个计划，燕云地区的农户们是一样的感觉。
他们不太理解，感到疑惑，怀疑朝廷是不是要把给他们的土地收回去，变成朝廷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土地，对此有较强的抵触情绪。
苏咏霖要求地方各级农会组织和复兴会分部成员全面下乡，对农民们好言好语苦口婆心的劝说，讲述集体农庄的优点和分散生产的小农经济的缺点。
把该说的都说了，说明白说透彻，至于农民是否愿意加入集体农庄，则完全按照自愿原则来，不准强迫，不设定kpi，完全遵从农民个人的意愿。
因为这套体制设计出来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解决国家建设初期的工程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至于改变农业生产属性还有以集体力量抵抗自然灾害的准备，这些都是之后的目标。
最直接的摆在台面上的矛盾就是地方用工和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农民想要兼顾工程和土地的难以调和的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所以搞出了集体农庄，具有针对性意义。
为了让农庄内留下来的劳动力全心全意耕种大家的土地，就不能使用简单的分配制度，而要创造一套全新的工分制度来分配所得。
这样可以避免他们对自己的土地精耕细作，而对他人的土地草草了事。
一旦发生这种事情，集体农庄可以说是基本告吹了。
苏咏霖不打算使用强制手段要求农民全部支持加入集体农庄，因为他很清楚这对于农民来说本来就是一种未知的挑战，有极大的风险。
最开始胜捷军打土豪分配土地的时候，苏咏霖还没有规定土地国有制度，烧毁原有地契发给土地所有凭证之后，在实际操作之中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
这一点也是苏咏霖的实际体验。
他在南宋的时候家中广有土地，他和农民接触过，知道农民的普遍想法。
直接告诉他们土地公有，你们只有土地使用权、但是国家会保障你们的土地使用权这种话在他们听来就等于【土地不是我的，而是你的】。
在农民看来，给他们使用完全不算什么，他们现在也有土地的使用权，只是没有所有权。
而所有权最大的象征是什么？
可以自由买卖。
允许他们自由买卖土地才能让他们真切的感觉到土地是自己的，要是不准自由买卖土地，那么土地就不能算是他们自己的。
这和过去的那帮地主老爷们和官老爷们的做法没什么不同。
土地依然不是我自己的。
说不定今天你一句话这个土地是我的，我傻傻的努力耕种，那明天再一句话，这土地连带土地上的收成就都不是我的了。
那我还要费心费力伺候土地？
直接摆烂才是最好的。
要不要支持你们也就成了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尽管你们的所作所为很友善。
但是土地不是我的啊！
我要土地啊！
古代农民群体普遍有短视的特性，看得到且只看得到眼前的好处，土地如果不是他们的，那么他们就没有生产积极性，也就不会支持苏咏霖和胜捷军了。
所以在胜捷军后期和光复军时期，苏咏霖已经在纸面上设定了土地国有制度，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依旧是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且官方不进行干预。
这一点一直到明国建立之后的如今也是如此，实际上农民依然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以此维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实现明国庞大的恢复发展需求与军事需求。
只有加入集体农庄之后，农民个人的土地才变成集体所有，才不能任由私人随意买卖。
在这样的前提下，让农民感受到土地属于他们，农民为了保护自己得到的土地财产，才会拼了命的生产、拼了命的支持胜捷军和光复军。
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革命教育，砸碎他们心里的枷锁，让他们发自内心的认同胜捷军和光复军，才真的让胜捷军和光复军与农民绑定在一起，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子弟兵。
农民们也始终维持着对苏咏霖的高强度支持，有极高的生产积极性与活跃性。
有这样的前提，苏咏霖和胜捷军才能在最初的革命行动中度过最危难的一段时间，获得足够的粮食和兵员支撑，成功站稳了脚跟。
而为了始终保证这一政策的积极性，抑制其负面作用，革命宣传和把地主挂上东南枝的实际操作就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复兴会的基层组织也在这一时期对土地买卖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监视，对各地区土地买卖的趋势进行统计分析。
若是发现某个地区的土地交易频率超乎寻常的高，他们就会去看看这一地区是怎么回事，是谁导致的土地交易频率如此上升。
不过好在大部分地区的地主阶级被铲除的比较彻底，农民们又刚刚翻身，普遍没什么钱，土地买卖情况比较简单好控制。
尤其是在洪武三年四年大清洗运动之后，地主阶级被成建制的彻底消灭，大明国内各地方土地交易几乎停滞。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咏霖开始试推集体农庄政策，打算试试水，看看农民在实际困难面前会不会想要做出改变。
一旦他们接受了，集体农庄政策确立了，那么实际上也就完成了从土地私有到土地公有的转变，土地公有制也就不再是纸面条款了。
农民们熟悉这个和徭役一个种类的工程制度，不觉得奇怪，甚至觉得做工是天经地义的。
只是明国治下这个工作不仅管饱饭，还给工钱，算是雇佣，比之前连饭都管不好的徭役要好的太多太多，所以农民们很难割舍这个不仅吃得饱也吃得好还有钱拿的工作。
有肉吃，有钱拿，切切实实的好处非常吸引人。
但是同时他们也不能割舍土地上的工作，不能不种地，种地才是他们的主业，不种地就没有粮食吃，就没有安全感。
两难的问题摆在面前，他们很难选择。
而恰如其时的，大明国给了他们一个选择。
集体农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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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们完全不木讷，他们很开朗，很有的说，有些甚至可以算作话痨，叽里呱啦讲个不停，但是讲的内容还真是有些东西。
苏咏霖和他们谈起了农业生产的事情，谈起了国家税收政策的事情，谈起了农会组织和农会干部的事情，还有集体农庄的事情。
乍一听上去这都是小事，只和他们个人产生一些联系的小事情，可真要搞起来，那绝对是大事。
就比如集体农庄的事情。
集体农庄目前还不是一个全国性质的政策。
最开始，集体农庄只在燕云地区的中都周边划定试验区，搞集体农庄的试验，规定试验期是三年，看看结果如何。
后来因为黄河工程区出现了农业用劳动力和工程用劳动力之间的矛盾，且农会组织无法解决，苏咏霖就决定在黄河工程用工地区也实行集体农庄政策。
大家的土地一盘棋，一帮人外出做工，一帮人下地，改变原先的小农生产模式为集体生产模式，农庄会组织劳动力按计划统一耕种每一户人家的土地。
轮到分配的时候，就根据一套比较复杂的计算方式，大家按照所得工分分配农业生产所得，公开公平公正，童叟无欺。
一开始对于这个计划，燕云地区的农户们是一样的感觉。
他们不太理解，感到疑惑，怀疑朝廷是不是要把给他们的土地收回去，变成朝廷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土地，对此有较强的抵触情绪。
苏咏霖要求地方各级农会组织和复兴会分部成员全面下乡，对农民们好言好语苦口婆心的劝说，讲述集体农庄的优点和分散生产的小农经济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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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接的摆在台面上的矛盾就是地方用工和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农民想要兼顾工程和土地的难以调和的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所以搞出了集体农庄，具有针对性意义。
为了让农庄内留下来的劳动力全心全意耕种大家的土地，就不能使用简单的分配制度，而要创造一套全新的工分制度来分配所得。
这样可以避免他们对自己的土地精耕细作，而对他人的土地草草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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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胜捷军打土豪分配土地的时候，苏咏霖还没有规定土地国有制度，烧毁原有地契发给土地所有凭证之后，在实际操作之中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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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南宋的时候家中广有土地，他和农民接触过，知道农民的普遍想法。
直接告诉他们土地公有，你们只有土地使用权、但是国家会保障你们的土地使用权这种话在他们听来就等于【土地不是我的，而是你的】。
在农民看来，给他们使用完全不算什么，他们现在也有土地的使用权，只是没有所有权。
而所有权最大的象征是什么？
可以自由买卖。
允许他们自由买卖土地才能让他们真切的感觉到土地是自己的，要是不准自由买卖土地，那么土地就不能算是他们自己的。
这和过去的那帮地主老爷们和官老爷们的做法没什么不同。
土地依然不是我自己的。
说不定今天你一句话这个土地是我的，我傻傻的努力耕种，那明天再一句话，这土地连带土地上的收成就都不是我的了。
那我还要费心费力伺候土地？
直接摆烂才是最好的。
要不要支持你们也就成了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尽管你们的所作所为很友善。
但是土地不是我的啊！
我要土地啊！
古代农民群体普遍有短视的特性，看得到且只看得到眼前的好处，土地如果不是他们的，那么他们就没有生产积极性，也就不会支持苏咏霖和胜捷军了。
所以在胜捷军后期和光复军时期，苏咏霖已经在纸面上设定了土地国有制度，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依旧是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且官方不进行干预。
这一点一直到明国建立之后的如今也是如此，实际上农民依然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以此维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实现明国庞大的恢复发展需求与军事需求。
只有加入集体农庄之后，农民个人的土地才变成集体所有，才不能任由私人随意买卖。
在这样的前提下，让农民感受到土地属于他们，农民为了保护自己得到的土地财产，才会拼了命的生产、拼了命的支持胜捷军和光复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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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也始终维持着对苏咏霖的高强度支持，有极高的生产积极性与活跃性。
有这样的前提，苏咏霖和胜捷军才能在最初的革命行动中度过最危难的一段时间，获得足够的粮食和兵员支撑，成功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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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会的基层组织也在这一时期对土地买卖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监视，对各地区土地买卖的趋势进行统计分析。
若是发现某个地区的土地交易频率超乎寻常的高，他们就会去看看这一地区是怎么回事，是谁导致的土地交易频率如此上升。
不过好在大部分地区的地主阶级被铲除的比较彻底，农民们又刚刚翻身，普遍没什么钱，土地买卖情况比较简单好控制。
尤其是在洪武三年四年大清洗运动之后，地主阶级被成建制的彻底消灭，大明国内各地方土地交易几乎停滞。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咏霖开始试推集体农庄政策，打算试试水，看看农民在实际困难面前会不会想要做出改变。
一旦他们接受了，集体农庄政策确立了，那么实际上也就完成了从土地私有到土地公有的转变，土地公有制也就不再是纸面条款了。
农民们熟悉这个和徭役一个种类的工程制度，不觉得奇怪，甚至觉得做工是天经地义的。
只是明国治下这个工作不仅管饱饭，还给工钱，算是雇佣，比之前连饭都管不好的徭役要好的太多太多，所以农民们很难割舍这个不仅吃得饱也吃得好还有钱拿的工作。
有肉吃，有钱拿，切切实实的好处非常吸引人。
但是同时他们也不能割舍土地上的工作，不能不种地，种地才是他们的主业，不种地就没有粮食吃，就没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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