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武十一年十月,闹腾达半年之久的河南贪腐案以主犯吴培昌自杀结束,河南省上下受到牵连的官员只有按察使、都司等几个人,还没有中央被牵连免职的官员人数多。
这次受河南案牵连,财政部成了重灾区,财政部出身的两个阁老,包括首辅马明远都被免职,两个侍郎全部被免,河南清吏司郎中进了监狱,属下几个员外郎有撤职的有判刑的,反正整个财政部被重新洗牌。
财政部同僚倒霉,但是作为财政部主官的尚书陈子龙,却屁事没有,反而高升进了内阁,接替倒霉蛋王云昌负责财税工作。皇帝的这番动作让京中那些中层官吏看傻了眼,同时纷纷打听这个陈子龙是什么关系,明明后台马明远都倒霉了,为何独独他没什么事。
最让这些人好奇的是,原本东林党和粤党对马党一副穷追猛打的样子,为何马党几个干将都倒了霉,独独陈子龙没事,而那些东林党搅屎棍偏偏好像没看到一样,也放过了陈子龙。
这些官员对八卦的好奇不次于街头卖菜的老太太,在经过多方打听,这些事妈才知道那个不显山不漏水的陈子龙门子这么硬,后台这么强。
陈子龙出身松江府,是复社的主要成员之一,同时还是东林大佬钱谦益的学生。还有陈子龙少年游学时去武昌见过当时还是一个狗屁宗室的朱宏三,朱宏三还亲切的称呼他为陈大哥。再加上陈子龙在太湖组织义军抗清,政治上站对了队,再加上皇帝的关系,这在不升官那就没天理了。
还有好事者打听到陈子龙年轻时和钱谦益的小老婆柳如是有过一腿,当然陈子龙认识柳如是在钱谦益之前。不过这不耽误好事者臆测,什么柳如是同时服侍师徒二人,二龙一凤大玩儿3p等等,种种事情如同亲见,传的有鼻子有眼。
不过当事人陈子龙并没有解释什么,还是每天按时上下班,只不过上班地点从千步廊的财政部变成皇城中的文渊阁。
就在京师中传播陈子龙的八卦时,河南案另外一个受益者张家玉来到京城了。
圣旨上说让张家玉入京述职,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张家玉这是要高升了,因为他的布政使职务已经有人替代了,就是钱遗爱。
张家玉接到圣旨后带着全家北上,现在北方虽然还是一片破败,但是经过地方巡检司的大力清剿,治安还算不错,所以张家玉平安赶到北京。
张家玉从右安门进入北京外城,然后经过宣武门进入内城,刚到宣武门就碰到巡检司封门。张家玉是正三品高官,按律是不用检查的,张家玉看到前面排了好长的队伍,如果排到自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张家玉看看天色已经中午,自己下午还要去内阁报道,张家玉没办法只好让家丁拿着自己的名帖去找城门官试试,能不能让自己先进去。
过了一会儿那个家丁回来了,跟来的还有一个穿着军装的城门官,那个城门大使看到张家玉赶紧跪倒行礼。
“宣武门大使拜见张大人!”
“嗯,起来吧,为何门口堵了这么多人?”
“大人请原谅,小人刚接到礼部主客清吏司的命令,说吐蕃活佛达*赖大喇嘛进京朝拜陛下,让小人将宣武门封闭。”
达*赖要来?难道乌斯藏那边出什么事了?
张家玉点了点头问道:“好,达*赖活佛什么时候到?”
“这个小人不清楚,不过礼部上午来的命令,现在已经中午,估计快了,请大人稍等,等达*赖活佛过去第一个就让大人先行!”
张家玉听那个大使这么说也没办法,达*赖是一方土豪,地位比自己可是强的太多,张家玉点点头只好在宣武门外等候。
西藏在唐宋时期称为“吐蕃”,元明时期称为“乌斯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元朝始,中央政权始终对西藏行使着有效管辖。朱元璋将元朝打跑后,也继承了元朝对西藏的主权,朱元璋派遣官员持诏谕前往西藏,着令各部归顺明朝。
明朝先后在西北藏区设立洮、河、岷、西宁四卫,在今甘、青、川部分藏区以及卫、藏地区设置“朵甘卫”和“乌思藏卫”。洪武七年,复于河州设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同时升“朵甘卫”为“朵甘行都指挥使司”,升“乌思藏卫”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
同时分别任命管招兀即儿和锁南兀即儿为乌思藏、朵甘都指挥使司同知,并赐银印。后又升“行都指挥使司”为“都指挥使司”,下设若干行都指挥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等。洪武八年于阿里地区再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各级官吏的官阶品第由明中央统一规定,颁给印信、号纸,令其“绥镇一方,安辑众庶”,并直接向明中央负责,事无大小,均可启奏“大明文殊皇帝”。
明朝在确定藏族地区的都指挥使司、卫、所的行政体制后,陆续委任藏族首领担任都指挥使司和卫所的官职。最初,明朝是封蔡巴、羊卓、止贡、嘉玛等故元万户府首领为乌思藏的行都指挥使或都指挥佥事等职,对帕木竹巴家臣中的内邬宗、桑珠孜宗的宗本则称为寨官。后来在了解帕竹政权的情况后,明朝就开始任命帕竹政权的主要宗本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的官员,并且进一步在内邬宗和仁蚌宗这两个最大的宗设立了行都指挥使司。明朝在藏族地区封授的指挥使、都指挥使佥事、千户、百户等官职都准予世袭,但是重要官职的袭职要经过皇帝的批准,并换发敕书和印信。
明朝除在藏族地区设置卫所外,还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深远影响,大力封授各派宗教首领和人士,推行僧纲制度,通过宗教加强明朝对广大藏区的影响。当时藏传佛教在西藏派系颇多,除控制卫藏地方政权的帕竹噶举派以外,尚有势力遍及川、康、卫藏的噶玛噶举派,以及势力仍强的萨迦派和后来居上的格鲁派等。明朝治藏政策的核心被概括为“多封众建,因俗以治”。
这种民族政策说的好听,其实核心本质就是和稀泥,利用藏区的宗教矛盾挑拨群众斗群众,反正这些汉人士大夫最擅长的就是这个。不过明朝这种政策十分成功,在明朝不在藏区派驻军队的情况下,利用这种“多封众建,因俗以治”政策维持了明朝中央政府对藏区二百多年的统治。
不过明朝对西藏的统治随着这个五世达*赖上台后就终结了,当时藏传佛教噶举派和格鲁派争权,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和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为了保护格鲁派的利益,从青海将卫拉特蒙古的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图鲁拜琥请来,一举消灭了噶举派,奠定了格鲁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这个格鲁派就是后世的黄教密宗。
固始汗是青藏高原历史的转折性超级人物,这个家伙和成吉思汗差不多,也是个雄才大略的枭雄,原本分裂的西藏在固始汗的铁蹄下,第一次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如果不是固始汗死的太早,根本没准噶尔部什么事,因为固始汗是亲满清的。
固始汗以他的远见卓识和敏税的政治眼光看出明朝已经大势已去,于满清崇德元年果断地派遣使团,与满清政权建立联系,受到皇太极的隆重接待。
顺治二年,固始汗派出他的第六个儿子多尔济达*赖巴图尔台吉到北京,表达了和硕特蒙古对顺治帝的归顺意愿,此后,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几乎每年谴使北京,贡使不绝。
满清顺治小皇帝也派专使进藏,敦请五世达*赖前往北京。在固始汗的努力下,达*赖与班禅的代表赴京,受到顺治帝的格外优待。满清班府送赐金册、金印,册文、印信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写成。由此,清中央政府正式确认了达*赖喇嘛的蒙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地位。这是中国民族史上的重大事件,意义深远。
同时满清政府派使臣赴藏给固始汗送去金册、金印、封他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金册、金印用汉、蒙、满三种文字写成。并由他的子孙世袭。满清政府册封固始汗,实际上是对卫拉特蒙古贵族在西藏建立政权的正式册封。从此,固始汗作为满清政府的“屏辅”统治着整个青藏高原,实现了他通好中央王朝以自重的夙愿。而满清中央政府通过固始汗间接地统治整个藏区,也顺利地实现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价值超过了金册金印的本身。
后来准噶尔部作乱,为何满清政府下大力气镇压?正是由此而来,满清认为自己册封卫拉特蒙古的盟主固始汗,那就整个卫拉特蒙古都是满清的属国,你卫拉特一部的准噶尔部不服管教,就是叛乱,自然要清剿叛乱。
而这次五世达*赖进京朝拜明朝新任皇帝,明面上是对中央王朝的臣服,其实是来求救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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